根据联合国官方网站的介绍，2021年国际妇女节的主题是“妇女领袖：在2019冠状病毒病世界中实现平等未来”（Women in leadership: Achieving an equal future in a COVID-19 world）。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女性的贡献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以中国为例，在去年驰援武汉的4.2万名医护人员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她们在抗疫前线舍生忘死，无私奉献，为全国人民树起生命的屏障，也让我们感受到女性的力量。

现如今，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妇女能顶半边天”逐渐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然而，我们远远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受到“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就业性别歧视仍然普遍存在，女性难以突破职业发展的天花板；女性仍然是家庭暴力、性骚扰与性侵犯的主要受害者……总而言之，女性解放之路任重道远。

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正值清朝末期，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深刻的生存危机，腐朽落后的封建统治即将土崩瓦解。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将近代西方的思想文化引入中国，女性解放的思想也随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最初在国内倡导女性解放的知识分子以男性为主。后来，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性主动扛起女性解放的旗帜，努力为自身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从不缠足运动的兴起，到女学堂、女报、女子团体的创立，再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理念的传播，近代中国的女性解放事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新思想、新事物与旧观念、旧势力的抗争与消长，使中国妇女生活史在晚清迸发并生成异彩纷呈的奇妙景观。

那么问题来了：在新旧思潮的共同作用下，生活在晚清的中国文人持有怎样的性别观念？他们如何看待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北大中文系夏晓虹老师文字，以几位著名的知识分子为例，深入了解晚清文人的妇女观。

1 蔡元培：男女平权的力行者

从清朝进士到留洋学生，从前朝翰林到民国教育总长，既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又充满西洋学人的精神，这就是蔡元培留在现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印象。而蔡元培的性别观念则与此类似，体现了传统观点与现代思潮的融合。

1889年，23岁的蔡元培与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成婚，二人的结合大体上仍属于旧式婚姻，此时的蔡元培在女性观上还没有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处理家事较为独断。后来，在戊戌变法前后，蔡元培受到西学的影响，意识到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妻子。于是，他开始转变对妻子的态度，并于1900年3月撰写《夫妇公约》，这一文献集中体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关于性别、婚姻、家庭等议题的看法。

《夫妇公约》共二十五条，其中第一条文字最长，几乎占据全文一半的篇幅，主要论说夫妇“同心办事”之理。蔡元培遵循儒家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以阐述家庭的重要性。他指出：“夫妇之伦，因齐家而起。齐者何？同心办事者是也。是谓心交。”在他看来，男女之事可分为三等：最上者为“心交”，其次为“见美色而悦”的目交，最下则是“心动而淫”的“体交”。他从西方优生学的角度，劝诫世人“不遇同心之人，甚勿滥为体交哉”，将现代释义与古老伦理成功结合。

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蔡元培习惯于以同构关系看待家庭与国家。因此，在《夫妇公约》中，他将夫妻关系比作主臣关系，从而阐述自己关于夫妻关系的观点：

二、既明夫妇以同心办事为重,则家之中,惟主臣之别而已。男子而胜总办与,则女子之能任帮办者嫁之可也;女子而能胜总办与,则男之可任帮办者嫁之亦可也,如赘婿是也。……

三、既明主臣之职,则主之不能总办而以压制其臣为事者,当治以暴君之律;臣之不能帮办而以容悦为事者,当治以佞臣之律。

四、传曰:君择臣,臣亦择君。既明家有主臣之义,则夫妇之事,当由男女自择,不得由父母以家产丰俭、门第高卑悬定。

五、……君有大过,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为其不能称职也。既明家有主臣之义,则无论男主、女主,臣而不称职者,去之可也;主而不受谏者,自去可也。

六、国例,臣之见去与自去者,皆得仕于他国;则家臣之见去与自去者,皆得嫁于他家。

由上可知，蔡元培从“家有主臣之别”这一较为传统的论点出发，将嫁娶条件、家庭责任、婚姻自主、离婚合理、再嫁自由等具有现代性的观点囊括其中，堪称奇思妙想。虽然像“主臣之别”这样的说法仍然带有封建色彩，但是蔡元培希望建构的家庭，绝非封建专制帝国一类，而与民主共和国的特点更为契合。

不过，蔡元培的表述仍然为男女不平等留下了藏身之地。从办事功效考虑，蔡元培在《夫妇公约》第二条的最后写道：

然妇人有生产一字，易旷总办之职，终以男主为正职。（地球上国主，亦男主多而女主少。）

这一点实际上否定了女子为主的可能性，使后文的具体内容存在先入为主的成见，不自觉地以男性声音发言，偏离了《夫妇公约》所应有的共同立场，这体现了蔡元培认识的局限性。

不过，幸运的是，蔡元培关于男女平等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成熟。如果说蔡元培与第一任妻子王昭的关系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那么他与第二任妻子黄世振、第三任妻子周峻的关系，均为平等的夫妻和朋友的关系。

此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蔡元培也敢为风气之先，努力推动“男女同校”的落实，尊重和保障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可以说，蔡元培的性别观念日趋开放、进步，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男女平权”的内涵。

蔡元培与夫人黄世振及子女在欧洲留影

2 金天翮：《女界钟》与女权革命

现如今，可能有很多人并不熟悉“金天翮”这个名字，但是，在20世纪初，金天翮在知识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有人将其称为“近代中国女权启蒙之父”，足以见其对女性解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女界钟》是金天翮于1903年6月完成的论著，充分体现了作者关于“女权革命”的思想。

金天翮四十五岁留影

金天翮在创作《女界钟》的过程中充分汲取已有的女权思想资源，同时期学者马君武所翻译的斯宾塞和约翰·密尔关于女权思想的著作就是典型的例子。金天翮在《女界钟》中发表的一些精彩观点，便受到这些著作的启发。

金天翮的“女权革命”思想，体现在他对20世纪总体趋势的判定上：

十八、十九世纪之世界，为君权革命之时代；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女权革命之时代。

金天翮之所以强调“女权革命”，是因为在他看来，“女权之剥削，则半自野蛮时代圣贤之垂训，半由专制世界君主之立法使然，然而终不可以向圣贤、君主之手乞而得焉”。

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出手腕，并死力以争已失之利权［权利］，不得则宁牺牲平和，以进于激烈之现象。”所以，他对“二十世纪女权革命之时代”的解说，正包含了暴力手段不可避免的含义：“夫欲求平和之权利，是欲诞育佳儿，而避分娩拆副之苦痛也，可乎哉？” 金天翮对“女权革命”的提倡，足以体现其卓识与魄力。

女子与国家的关系，是金天翮在《女界钟》中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家由国民构成，而女性于其中的身份，则被特别标举为“国民之母”。“国民之母”的称号使得在传统社会中一向被束缚和压迫的女子仿佛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足以改变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在后来的文章中，金天翮将“国民之母”的说法具体表述为：

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疑可也。

女性的命运决定了中国的前途，这才是妇女议题重要性的根本所在，也是由金天翮开启的“女子者，国民之母也”的命题此后不断在晚清回荡的原因。

既然女性是“国民之母”，要想造就“新国民”，必须将女性本身铸造成“新国民”。在《女界钟》中，中国的女权革命被具体落实为如何把身居“国民之母”的女性铸造成“新国民”的方法与步骤，而其关注的中心则是女性的各种权利。《女界钟》将女性的权利归纳为六项，即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与婚姻自由之权利。在这些权利中，金天翮尤其重视对女性的教育，他认为教育不仅有助于女权意识的培植，也与国家的强弱息息相关。

更为可贵的是，金天翮敏锐地指出：“二十世纪女权之问题，议政之问题也。”他认为，虽然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政治权利的问题为时过早，但是人们仍然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可以说，《女界钟》集聚了金天翮对于女性问题的思考，其以“女权革命”为中心关怀，依据欧美女权运动的历史与现况，将其在中国的“革命”区分为两个阶段，即今日急应恢复的教育、经济、婚姻以及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权，以及更上一层、有待稍后实现的参政权与公民权，凭借女权的全面实现，完成与男性共同建设“新政府”的使命。

3 吕碧城：个人完足的“女学”论

在上文中，我们所提到的蔡元培和金天翮均为男性，他们的女性观固然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但并不能代表全部文人的看法。与男性相比，女性自身对妇女解放的看法更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吕碧城就是晚清时期女性知识分子的代表。

与同时期的大多数女性相比，吕碧城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她早年曾与他人成婚，后又被退婚；她随母亲搬到舅父家居住读书，后来因与舅父发生冲突而出走；她被《大公报》的主人英华所欣赏，并在报上发表诗文作品，名动一时；她在其他官绅的帮助下兴办女学，后来主持北洋女师范学堂的校务；辛亥革命后，她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后来，她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游学，又前往欧洲多国游历……这些经历也对她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吕碧城与英敛之夫人英淑仲合照

在吕碧城关于女性解放的诸多观点中，对“独立”与“合群”关系的表述是一大亮点。“独立”强调个人权利，“合群”侧重国家利益，“独立”是“合群”的基础，“合群”则是“独立”的保证。为了更加清晰地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吕碧城使用了比喻的手法：

故独立者，犹根核也；合群者，犹枝叶也。有根核方能发其枝叶，藉枝叶以庇其根核。二者固有密接之关系，而其间复有标、本之判别，窃冀览者毋河汉焉。

由此可见，吕碧城对于女性权利的看法，既带有西方个人主义的色彩，同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吕碧城能够大力宣扬“个人之权利”，足以见其胆识。

值得一提的是，吕碧城揭示了个人独立在女性解放中的重要意义：

夫以二万万之生灵，五千年之冤狱，虽必待彼苍降一绝世伟人，大声急呼，特立独行，为之倡率；终须我女子痛除旧习，各自维新，人人有独立之思想，人人有自主之魄力，然后可以众志成城，虽无尺寸之柄，自能奏奇功于无形，获最后之战胜。

也就是说，即使吕碧城对热心男子有所期待，肯定其对女性解放的倡导，但归根结底，女性自身的独立自主才是女性最终能够获致解放的主动力，这实际上意味着女性解放应为自我解放。

那么，女性如何才能获得自我解放所需要的独立自主呢？对吕碧城而言，最切实的后盾和途径还是教育。女权意识与女性人格的培养固然需要女子教育的启发融贯，女性自主所仰赖的经济独立，更离不开女子的知识启蒙与实业教育。而这一切落实在学科配置上，最应重视的便是作为基础知识的“普通学”。在吕碧城看来，“普通学”应该成为包括实业在内的各专门学的基石，使每一个人具有“完全之人格”。

此外，吕碧城重视对“物质上之智识”与“精神上之智识”进行区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智育”与“德育”，而吕碧城更加关注女性精神知识的缺失，希望她们能够通过教育拥有“精神上之智识”。

在以上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参照欧美的女子教育模式，吕碧城在《兴女学议》中开出的“普通学”科目如下：属于德育的有修身、文学、哲学、历史、传记、音乐、诗歌；属于智育的有算术、理科、美术、地理、方言（即外语）；属于体育的有卫生和体操。各科的分类从现代观点看未必妥当，但在当时已经是巨大的进步。

综上所述，吕碧城对女权和女学等问题都有深刻的见解。就女权而言，她主张尊重和维护女性的个人权利，通过独立自主的方式实现女性的自我解放；就女学而言，她从德、智、体三方面设置课程，以“普通学”即现代学科的基本知识为根本，重视德育教育，旨在培养个体完足的国民，这在晚清女校普遍实行差别教育、以养成贤妻良母为主的时代氛围中，自成高格。

4 秋瑾：从家庭革命到社会革命

提到清朝末年的先进女性，秋瑾自然是无法忽略的关键人物。她不仅是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更是为推翻封建统治而牺牲的烈士，被人们视为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一面旗帜。

研究秋瑾的革命史，其婚姻状况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虽然学界对此众说纷纭，但是人们能够达成以下共识：秋瑾与她的丈夫王子芳夫妻不睦，秋瑾的东游求学实际上宣告了二人婚姻的破裂。

1896年，秋瑾在湖南湘潭与富家子王子芳（字廷钧）结婚。这桩亲事完全是按照传统士绅家庭的规矩，由家长包办的。王家靠经商致富，缺少文化气息，与秋家截然不同。王子芳排行最小，受家庭熏染，自有一般富家子弟常见的习气，这让秋瑾非常反感。因此，在二人的婚姻生活中，秋瑾从未得到足够的感情慰藉。

后来，王子芳凭家资捐纳进入仕途，秋瑾随其北上京城。旅京之后，秋瑾的思想风貌迅速改观。在新学流行的新环境中，向来以才学自负且怀有远大理想的秋瑾广泛阅读新书新报，结识众多新学人士，很快在京师学界脱颖而出。

居京期间，秋瑾在如饥似渴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很快确立了男女平权观念，其对王子芳的不满逐渐公开化。对秋瑾而言，反抗男权与夫权已不只是思想，更变为行动。在与王子芳的冲突中，秋瑾采取了在当时女性中极为少见的激烈方式，即离家出走，东渡日本留学。这一决定使秋瑾得以摆脱丈夫的羁绊，打破家庭的范围，进而为其在日本接受新思想，转而寻求民族解放的经历埋下伏笔。

秋瑾北京时期男装照

可以说，秋瑾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由包办婚姻所带来的痛苦贯穿秋瑾的婚姻生活。对于广大女性在封建社会的悲惨境遇，秋瑾有切身体会。在以演讲体写作的《敬告姊妹们》中，秋瑾对女性遭遇的描述催人泪下：

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札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

然而，秋瑾并没有向命运屈服。她紧紧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极力挣脱封建男权的束缚与压迫，将生活的苦难转化为突破的动力，从家庭革命开始，逐渐转向社会革命，为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后世中国女性的楷模。

总而言之，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100多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启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艰辛历程。在当代人看来，这些晚清文人的思想可能仍然受到封建残余的影响，他们为妇女解放所提出的方案也未必科学。

然而，在那个女性饱受摧残的年代，这些人已经站上了历史发展的潮头。如果没有他们冲破层层阻力，为女性的权利摇旗呐喊，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就没有今天女性地位的提升。

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的肩上仍然背负着沉甸甸的担子。如何打破部分人对女性的歧视与偏见，进一步改善女性的生存状况？如何挣脱性别对立的怪圈，在两性之间搭建起理性沟通的桥梁？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让每一个人都拥有选择的自由与生命的尊严？这是时代交给我们的崭新答卷，希望我们能够写下令人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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