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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天的雪化了以后，我在窗前放了一个喂鸟器，装上了专门为野鸟配的混合种子，有花生也有瓜子，还有干的蔓越莓。周围的鸟很快发现了这个宝藏，每天都有不同的鸟来吃。
我桌前放了一块白板，专门用来记看到的鸟种。因为疫情，我在桌前待的时间比以前更长了，鸟的名单也因此一直在长。从一开始什么鸟都不认识，慢慢地可以分辨出白腹灯草鹀、北美红雀、黑帽山雀、毛冠山雀，连带着连性格也摸清楚了一些。北美红雀喜欢站在那里嗑瓜子，冠蓝鸦每次都呱呱大叫着来，偷两粒花生就马上跑走。毛冠山雀最可爱，就算我站在不远处，它们也大大方方地来吃，带走一粒以后还要分给自己的另一半（被鸟撒狗粮这还是第一次）。
南美巨嘴鸟
鸟或许是最能让我们直观地欣赏到生物多样性的动物了。这些能上天下海的精灵虽然不轻易让人靠近，但却是所有野生动物中最容易被我们听到，也是在这个城市化日益增加的世界里，离我们最近的“自然”之一。
世界上的一万多种鸟其实各有各的美丽，从各种华丽的羽毛，到鸟喙的形状，到鸣唱的声音，不能不让我们惊叹生物多样性的神奇。进化学之父达尔文，就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通过观察当地鸟类发现，虽然这些鸟类很明显长得很相似，有着共同的祖先，但是它们的鸟喙形状却大相径庭。吃水果的鸟的鸟喙更粗壮，而细长的鸟喙通常都属于那些吃虫子的鸟，于是达尔文得出了“这些鸟原本有着同一个祖先，但由于进化过程中资源的稀缺，不同的鸟选择了不同的食物并进化出了相应的鸟喙，成为了不同的物种”的结论。
一只翠鸟
在达尔文写出《物种起源》的时代，“物种”的定义主要依靠研究者的肉眼区分动物的外形，加上一些对动物习性的了解。然而根据达尔文对“物种”是如何出现的解释，我们很容易就有这样的疑问：一个物种因为要适应环境的演化，造成了外形上的变化，但是变化到什么程度这个物种就算是新物种了呢？亲缘关系相近的物种之间，界线该如何划分？
现在课本基本上都将物种定义为“物种是自然界能够交配并产生可育后代，与其他种存在有生殖隔离的群体。”这样的解释通俗易懂，对于研究者来说，也容易定义和量化。可量化在以数据为基础的科学研究中非常重要，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所有物种的总和”定义成一个名词——“生物多样性。”如果把某个地区的物种数一遍，再加起来，就得出了这个地方的物种是否“多样”。这个说法简单明了，因此世纪初还有Norman Myers为代表的科学家提出，要根据物种的数量对世界的土地进行划分，找出世界上那些有着最多物种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用有限的钱在建立面积有限的保护区的情况下，保护最多的物种。
一只红头小翠鸟
然而，当我们真的要行动起来，把这个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应用到实际操作时，这个定义就显示出了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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