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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夫1976年摄于家中。
疫情期间，有“闲心”关注起好些平日里不太留意的事情。不时听到“聪明人”冒傻气的逸闻，包括整出些不合时宜乃至犯了众怒的“盛举”，这里就不具体说笑了。
联想到的是，常人视之“聪明”的人，有时犯起傻来，那可是相当的傻。
早些年我闲得慌时，曾翻译过一些笑话，其中有个调侃“聪明人”的幽默故事令我印象深刻。它说的是，在一架正作长途飞行的飞机上，相邻坐着一个教师，一个农民。起初他们俩无话可说，后来，农民兄弟首先开了腔，提议以猜谜来打发时间。
教师表示同意，并提出：要让游戏有趣，就得用钱调剂。如果一方猜不着，那就输给对方100美元。
农民想了想，说：“那不公平。你是教师，文化比我高，知道的东西也比我多，而我只是个农民呀。”
“说的也是。”教师笑了。“那你讲讲我们该怎么着？”
“这样吧，”农民提议：“如果是你不知道答案，那你就付给我100美元；如果是我不知道答案，那我就付给你50美元。”
教师没意见，农民又道：“让我先来吧。我的谜语是：啥玩意儿走着时是三条腿，但飞着时却是两条腿？”
教师琢磨了半天，就是想不出答案。只好从兜里掏出100美元递给农民，说：“快告诉我，什么东西走着时是三条腿，飞着时却是两条腿？”
“嘿嘿，我也不知道。”农民笑了，同时递给教师一张50美元的钞票。
类似的小把戏，在智商测试中常得高分的“聪明人”、我非常喜欢的美国科普巨匠和科幻小说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也被“玩”过。据他本人讲，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他的老熟人，一位汽车修理工。那位仁兄对他说：“晦，博士，我来考考你的智力，出一道思考题，看你能不能回答正确。”
阿西莫夫好奇地点了点头。修理工道：在一个五金商店里，一位聋哑人对着售货员打手势，只见他左手食指立在柜台上，右手握拳做出敲击的样子。售货员转身给他拿来一把锤子，聋哑人摇摇头，于是售货员明白了，他要买钉子。
聋哑人走后又进来一位盲人。修理工所出的“思考题”是：“这位盲人想买一把剪刀，请问他将会怎样做？”
阿西莫夫顺口答道：“盲人肯定会这样……”，他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出剪刀的形状。
修理工开心地笑了：“哈哈，答错了吧！盲人想买剪刀，只需要开口说‘我买剪刀’就行了，他干嘛要做手势呀？”
阿西莫夫只得红着脸承认，自己的回答很愚蠢。这里要插一句：阿西莫夫惯常在其撰写的科学随笔开头，以自身经历或体验扯些闲篇逗乐。当然，有些时候纯粹是“编排”自个，不必当真。
还有一次，阿西莫夫坐在听众席上听一个私人侦探讲述自己的职业生涯，其中一个故事说到：某自由职业者与妻子分居而与秘书同居。后来，此君想甩掉秘书情人，就请侦探跟踪她，还要设法使之发现有人在盯梢。这样一来，当听到女秘书告知此事时，此君就可顺势提出：“噢，天哪，是我妻子找人盯的梢，我们必须分手了。”不过，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因为女秘书不为所动。
听到这里，阿西莫夫举起手来，提了一个问题：“我理解有关为罪犯一方工作的法律条文。然而，帮某人对一个可怜的女人玩弄肮脏卑鄙的伎俩，其法律条文又是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侦探莫名其妙地看着阿西莫夫，说：“他付钱给我呀。”
所有的观众都在窃笑，互相用肘轻推对方。阿西莫夫顿时意识到，“自己是现场唯一一个愚蠢到不得不需要别人对此进行解释的人。”
对于自己“在理解简单问题上的无能”，阿西莫夫自嘲道：“实际上，人们如此明显地笑话我，以至于我连问下一个问题的勇气都没有了。假如我敢说出来，这问题将是：‘如果说当私人侦探使你难以抵御金钱的诱惑而去做不光彩的事情，那你为什么不选择其他职业呢？’”
晚年的阿西莫夫在回忆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弗雷德里克·波尔时提到一桩趣事：有一天他陷入创作困境，一度写不下去了。这时他又想到聪明的波尔，并约其见了面。他记得他们那会儿是站在布鲁克林大桥上交流。当年阿西莫夫一直感到纳闷，为什么波尔每次总是约他站在布鲁克林桥上切磋或谈事。直到——
“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因为弗雷德的第一个妻子多丽丝觉得我是个‘很讨厌的人’，不让我进他们家门。我在弗雷德的自传中发现这一点的时候，真是惊呆了。我一直很喜欢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竟然会讨厌我。因为多丽丝年纪很轻就去世了，我也不可能弥补这一缺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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