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科学，ID：World-Science

　　米列娃曾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人们都未曾把她丈夫的工作归功于她。

　　尽管如此，在这对夫妇过去的信件以及米列娃的传记中都有大量证据表明：从1896年相识到1914年分居，这19年里是有合作的。

　　这些证据描绘了一对因对物理和音乐的共同热爱而结合在一起的夫妇——这就是他们的故事。

　　1875年，米列娃·马里奇出生于塞尔维亚蒂特尔（Titel）的一个富裕家庭。她的父母玛丽娅·鲁齐奇（Marija Ruzić）和米洛什·马里奇（Miloš Marić）在当地备受尊敬；除米列娃外，他们还有另外两个孩子：佐尔卡（Zorka）和小米洛什（Miloš Jr）。

　　米列娃入读高中的那年刚好是当时塞尔维亚允许女孩入学的最后一年。1892年，父亲帮她争取到教育部长的特别授权，允许她参加专为男生举办的物理讲座。1894年，她在苏黎世完成了高中学业，随后全家搬到了诺维萨德。米列娃喜欢钻研事物的真相，坚持不懈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同学对她的评价是：很聪明，但不爱说话。

　　1879年，爱因斯坦生于德国乌尔姆，他有一个妹妹叫玛雅（Maja），父亲赫尔曼（Hermann）是个小企业家，母亲波琳·科赫（Pauline Koch）出身于富裕的家庭。年少时的爱因斯坦兴趣广泛，不拘泥成规，性格叛逆。由于缺乏纪律观念，他讨厌要求严苛的德国学校，在瑞士读完高中后，全家迁往米兰。

　　1896年，爱因斯坦、米列娃等五位学生被苏黎世理工学院（现ETH）物理数学专业录取，其他三位分别是：马塞尔·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n）、路易斯·科尔罗斯（Louis Kollros）和雅各布·埃赫拉（Jakob Ehrat）。在学期间，爱因斯坦和米列娃几乎形影不离，他们始终在一起学习。

　　相较于学校课程，爱因斯坦更喜欢在家里学习，偶尔参加几次学校的讲座。1899—1903年学校放假期间，他们主要通过信件交流，其中爱因斯坦写给米列娃的43封信被保存下来，而米列娃给爱因斯坦的信仅留存了10封。

　　这些往来信件作为第一手资料，为我们展示了他们当时如何互动的。

　　从这些信件中，可以发现米列娃做事条理分明：她耐心地帮爱因斯坦疏导，并指导他如何学习。

　　在1899年8月给米列娃信中，爱因斯坦写道：“当我第一次读到亥姆霍兹时，你不在我身边，这让我感到很不习惯，今天这种感觉依旧萦绕着我。我发现我们一起工作很好，气氛愉悦也更高效。”

　　1899年10月2日，他在米兰写道：“这里的气候完全不适合我，虽然我想去工作，但我发现自己充满了负面的想法——换言之，我想念有你在身边的日子，亲切地指导我，防止我的思绪游荡。”

　　在学期间，米列娃寄宿在一家妇女养老院，在那里她遇到了自己的人生挚友海琳·萨维奇（Helene Kaufler-Savić）和米拉娜·博塔（Milana Bota）。两人都曾谈到，爱因斯坦一直在米列娃的住处，她不在的时候，他可以自由地来借书。

　　1900年，当他们的课程结束时，米列娃和爱因斯坦取得了相似的成绩（分别为4.7和4.6），除了应用物理学。在这门课中，由于米列娃擅长实验工作，她得了5分的高分，而爱因斯坦只有1分。但在口试中，明科夫斯基教授给四名男生的分数是11分（总分12分），而给米列娃的只有5分。因此，他们二人只有爱因斯坦拿到了学位。

　　与此同时，爱因斯坦的家人强烈反对他们的关系。他母亲态度坚决：“你30岁的时候，她已经是个老太婆了！” 

　　正如爱因斯坦在1900年7月27日给米列娃的信中所说，米列娃无法被一个体面的家庭所接纳，她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德国人，她腿部有残疾、走路一瘸一拐，而且在他母亲看来米列娃太聪明了，更不用说本身对外国人的偏见了。除此之外，爱因斯坦的父亲则强调，儿子应该先工作再结婚。

　　1900年9月，爱因斯坦写信给米列娃：“我期待，我们可以恢复新的共同工作。你现在必须继续你的研究——当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我会为我的配偶是一个博士感到无比自豪。”

　　1900年10月，他们都回到了苏黎世。其他三名学生都得到了学院的助理职位，但爱因斯坦没有。他怀疑是韦伯（Weber）教授阻碍了他的事业。由于没有工作，爱因斯坦拒绝与米列娃结婚。米列娃在给朋友海琳的信中表示，他们通过自学和“继续像以前一样生活和工作”来维持生计。

　　科研共同体

　　1900年12月13日，他们提交了第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毛细血管的，署名爱因斯坦。尽管如此，两人在彼此的信中均称本文为合作文章。

　　1900年12月20日，米列娃在给海琳的信中写道：“我们会给玻尔兹曼寄一份副本，看看他的意见，希望他会回复我们。”

　　同样，爱因斯坦在1901年4月4日写给米列娃信中，提到他的朋友米歇尔·贝索（Michele Besso）“代表我去拜访了他的叔叔荣格（Jung）教授，他是意大利最有影响力的物理学家之一，并给了他一份我们文章的副本。”

　　仅以爱因斯坦的名义出版的这个决定，似乎是他们两人共同做出的。这是为什么？

　　前纽约城市学院历史教授拉德米拉·米伦蒂耶维奇（Radmila Milentijević），在2015年发表的最全面的米列娃传记中写道，她认为米列娃可能想帮助爱因斯坦成名，这样他就可以找到工作并娶她。

　　曾是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物理教授的多德·科斯蒂奇（Dord Krstić），花了50年时间研究米列娃的一生。他在其著作中提出，考虑到当时社会普遍存在对女性的偏见，与女性共同发表出版物可能导致文章的影响力变小。

　　这背后真实的原因，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获知。但是，没人能比爱因斯坦本人更清楚地证明，他们在狭义相对论方面进行了合作。

　　爱因斯坦在1901年3月27日给米列娃写信时说道：“当我们共同合作使相对运动获得认可时，我将多么高兴和自豪。” 

　　某种意义上说，在遇到爱因斯坦后，米列娃的命运就此改变了。与爱因斯坦在意大利科莫湖度假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因为仍然失业，爱因斯坦还是不愿意娶她。

　　由于前途未卜，米列娃于1901年7月参加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口试。这次，被爱因斯坦怀疑阻碍了他事业的韦伯教授，还是没让她通过。米列娃被迫放弃学业，她最终回到塞尔维亚，为了试图说服爱因斯坦结婚，她曾短暂地回到苏黎世。1902年1月，她生下了一个叫利塞尔（Liserl）的女孩。没人知道女孩后来怎么样了，没有出生或死亡证明，她可能被领养了。

　　1901年12月初，在他们同班同学格罗斯曼的父亲的帮助下，爱因斯坦获得了伯尔尼专利局的工作。

　　1902年6月他开始工作，一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6天。同年10月，父亲临终前批准他结婚。

　　1903年1月6日，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结婚。婚后，米列娃承担了家务。晚上，他们一起工作，有时工作甚至到深夜。关于这一点，两人都曾向朋友提过，爱因斯坦与好友汉斯·沃尔文（Hans Wohlwend），米列娃与海琳。

　　米列娃则在1903年3月20日给海琳的信中表示，看到爱因斯坦在办公室如此努力工作，她感到非常抱歉。

　　1904年5月14日，他们的儿子汉斯·阿尔伯特（Hans-Albert）降生。

　　1905年，被称为爱因斯坦的“奇迹年”：

　　他一共发表了5篇划时代的论文，一篇关于光电效应（1921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两篇关于布朗运动，一篇关于狭义相对论和著名的质能方程E = mc^2。他还对21篇科学论文发表了评论，并提交了一篇关于分子尺度的论文。

　　多年后，爱因斯坦告诉《与爱因斯坦对话》一文的作者R。 S。 尚克兰（R。 S。 Shankland），相对论、光电效应分别是耗费了他人生7年和5年的时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彼得·米歇尔莫尔（Peter Michelmore）是爱因斯坦传记作家之一，他写道：在花了5周时间完成了这篇介绍狭义相对论基础的文章之后，阿尔伯特“睡了2周”，其间米列娃一次又一次地检查了这篇文章，然后把它寄了出去。

　　筋疲力尽的这对夫妇之后去了塞尔维亚，在那里他们会见了许多亲戚和朋友。那些亲友的证词提供了关于爱因斯坦和米列娃具体是如何合作的大量信息。

　　米列娃的弟弟，以正直著称的小米洛什，在巴黎学习医学时曾多次与爱因斯坦一家住在一起。

　　米列娃生平研究者科斯蒂奇写道：“小米洛什描述，镇上一片寂静的夜晚，在煤油灯的灯光下，这对年轻的新婚夫妇坐在桌子旁一起研究物理问题。小米洛什曾谈到他们是如何计算、写作、阅读和辩论的。”

　　关于这一点，科斯蒂奇是直接从米列娃的亲属西多尼娅·加金（Sofija Gajin）和索菲加·加利奇·戈卢博维奇（Sofija Galić Golubović）那里听说的。

　　爱因斯坦一家来访时住在米列娃父亲的堂兄扎尔科·马里奇（Zarko Marić）家中，他也告诉了科斯蒂奇，米列娃是如何与爱因斯坦一起计算、写作和工作的。这对夫妇经常坐在花园里讨论物理问题，气氛和谐并且相互尊重。

　　西多尼娅和扎尔科还提到，从米列娃的父亲那里得知，在1905年爱因斯坦一家访问诺维萨德期间，米列娃曾表示：“在离开之前，我们完成了一项重要的科学工作，这项工作将使我的丈夫闻名于世。”1961年，科斯蒂奇从米列娃的表兄索菲加那里得到了同样的信息，米列娃对父亲说这话时他也在场。

　　1969年，德桑卡·特布霍维奇-古里奇（Desanka Trbuhović-Gjurić）用塞尔维亚语出版了第一本米列娃的传记，后来又被译为德语和法语，文中她描述了米列娃的哥哥经常是如何在他那里接待年轻知识分子聚会的。在其中一个晚上，爱因斯坦说道，“我需要我的妻子，她为我解决了我所有的数学问题”，据说米列娃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1908年，这对夫妇与好友康拉德·哈比赫特（Conrad Habicht）制作了一个超灵敏电压表。

　　传记中，作者特布霍维奇-古里奇将这项实验工作归功于米列娃和康拉德，并写道：“当他们都认可实验结果时，他们把描述仪器的任务留给了爱因斯坦，因为他是一名专利专家。”这项工作是以爱因斯坦和哈比赫特的名义注册专利的。

　　当哈比赫特质疑米列娃为什么选择不写她名字时，她用德语说了一句双关语：“为什么？我们俩是同一块石头”，意思是，我与爱因斯坦是一个整体。

　　婚姻破裂

　　米列娃第一次被认可是在1908年，那年爱因斯坦在伯尔尼无偿讲课，然后1909年他在苏黎世获得首个学术职位。其间，米列娃仍在帮助他。爱因斯坦的第一堂课笔记中有8页是她的笔迹。

　　1910年那封写给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的回信，同样也是由米列娃起草的。现在，这两份文件都保存在耶路撒冷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档案馆（AEA）。

　　1909年9月3日，米列娃在给海琳的信中吐露心声：“他现在被认为是最好的讲德语的物理学家，他们给了他很多荣誉。我为他的成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应得的；我只希望这些荣誉不会对他的性格产生负面影响。”后来，她补充道：“正是由于声名鹊起，他几乎没有时间和妻子在一起了。”

　　1910年7月28日，他们的第二个儿子爱德华（Eduard）出生了。

　　直到1911年，爱因斯坦仍然给米列娃寄去深情的明信片。

　　但在1912年，他开始与他的表姐爱尔莎·勒文塔尔（Elsa Lówenthal）有染，当时他正在拜访搬到柏林的家人。两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秘密通信。爱尔莎保留了21封信，现在收录在爱因斯坦的论文集里。其间为了接近爱尔莎，爱因斯坦在布拉格、苏黎世等多地担任不同的教师职位，最终于1914年在柏林任职。这导致米列娃与爱因斯坦的婚姻破裂。

　　1914年7月29日，米列娃带着两个儿子搬回苏黎世。

　　1919年，她同意离婚，条件是如果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她将得到这笔奖金。在拿到这笔奖金后，她买了两栋小公寓，靠着房租收入勉强度日。小儿子爱德华经常住在疗养院，后来发展成精神分裂症，最终因病去世。由于巨额的医疗费用，米列娃一生经济拮据，最终她失去了两栋公寓，靠给别人上辅导课和爱因斯坦不定期寄来的赡养费生活。

　　1925年，爱因斯坦在遗嘱中写道，诺贝尔奖的奖金是他儿子的遗产。米列娃强烈反对，认为这笔钱是她的，并考虑向公众透露她对他工作的贡献。

　　米列娃传记中，米伦蒂耶维奇引用了爱因斯坦于1925年10月24日给她的信：“当你开始以回忆威胁我时，你让我发笑。你是否曾经考虑过，即使只是一秒钟，如果谈论的那个人没有完成重要的事情，并没有人会注意你的言论。当某人完全无关紧要时，除了保持谦虚和沉默之外，别无他法。我建议你这样做。”

　　对此，米列娃保持沉默，但她的朋友米拉娜在1929年告诉一家塞尔维亚报纸，他们应该和米列娃谈谈，了解狭义相对论的起源，因为米列娃直接参与其中。1929年6月13日，米列娃写信给海琳：“在报纸上刊登这些言论根本不符合我的本意，但我相信，所有这些都是米拉娜的好意，可能她认为这会帮助我……我只能这样假设，她或许是想帮我争取一些权利。她是这么跟我解释的，但整件事都是胡说八道。”

　　据科斯蒂奇所说，米列娃曾向母亲和妹妹谈到自己的贡献，她还写信给她的教父教母，解释她一直以来如何与爱因斯坦合作，以及他如何毁了她的生活，但之后她要求他们销毁这封信。

　　她的大儿子汉斯·阿尔伯特告诉科斯蒂奇，他父母的“科学合作一直在他们的婚姻中延续，他记得看到他们晚上在同一张桌子上一起工作” 。

　　汉斯的第一任妻子弗里达（Frieda），曾试图出版米列娃和爱因斯坦写给他们儿子的信，但在法庭上被爱因斯坦的遗产执行人海伦·杜卡斯（Helen Dukas）和奥托·内森（Otto Nathan）阻止，他们试图维护“爱因斯坦的神话”。

　　为此，他们还阻止了其他出版物的出版，包括1974年科斯蒂奇关于他早期发现的一份出版物。科斯蒂奇提到内森在米列娃1948年去世后甚至“拜访”了她的公寓。

　　1947年7月，爱因斯坦写信给他的离婚律师卡尔·苏彻（Karl Zürcher）医生：“当米列娃不在的时候，我就能平静地死去。”

　　米列娃·马里奇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间的来信和大量证词表明，从一起上学到1914年间，米列娃和爱因斯坦一直密切合作。爱因斯坦在信中反复提到这一点：“我们在相对运动方面的工作。”他们的结合是建立在爱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这使得他们能够一起完成如此不寻常的工作。

　　米列娃是第一个认识到爱因斯坦才华的人。米列娃放弃了自己的抱负，乐于与爱因斯坦共事，为他的成功做出贡献，并认为他们是一个独特的共同体。

　　而事实上，一旦开始只用他的名字签署他们的共同作品，这个过程就无法逆转。米列娃可能同意了，因为曾经她认为自己的幸福取决于爱因斯坦的成功。

　　为什么米列娃保持沉默？她沉默寡言、自卑、不求荣誉，也不求公众关注。然而事实上，与他们密切合作的情况一样，几乎不可能将个人的贡献从共同成果中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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