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
几句熟悉的唱词响起，我们想必都会为着康定城里美丽婉转的爱情故事而意醉神迷。大家可能都知道，康定是今天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但估计鲜少有人了解，康定在历史上曾担任过西康省省会，它是连接川藏的咽喉之地，也是汉藏交汇的中心。电影《康定情歌》截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康省被撤销，实际上，当时还有7个被撤销的省份。这些省份何时建立，它们在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又为何最终消失？

壹

行政区划改制

如果我们打开一张1950年前后的中国行政区划图，可以看到，虽然各省份仍然是当时地方主要的行政单位，但在省之外，还有各个行署区，作为省政府的派出机构，替代省政府管理一片区域。不仅如此，还有直辖市，自治区和地方这样与省同级的行政区划。细数起来，当时一共有29个省、12个直辖市、9个行署区、1个自治区和1个地方，合计52个省级行政区域。
不过，这样繁琐复杂的划分方式并没有持续太久。在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中共中央基本建立起对全国各地的统治。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诸领域发生急剧变革的背景下，针对原有的国家结构体系做出相应调整迫在眉睫。1949-1958的十年之间，几乎年年都在改置新省以及升降直辖市。这一大规模的调整直到1965年才基本结束，确定全国设23省、5自治区、3直辖市。在这期间，旧有的察哈尔省、平原省、辽东省、辽西省、松江省、绥远省、西康省以及热河省被撤销，原属这8个省份的辖区归入其他行政区之下。

贰

八省兴废

01

察哈尔省

察哈尔一词，出自古突厥语，意味“汗之宫殿卫士”，即大汗护卫军。清朝时期，察哈尔并不是一个省，而是叫“察哈尔都统辖区”。民国二年（1913年），设察哈尔特别区，下辖6个旗和11个县。1928年，察哈尔开始成为省，原察哈尔特别区的兴和、陶林、集宁、丰镇和凉城五个县划入绥远省，而河北省口北道宣化府的宣化、赤城、万全、怀来、蔚县、阳原、龙关、延庆、怀安、涿鹿十个县则被划入察哈尔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察哈尔省制犹存，不过行政区划重新进行了调整，晋北雁北地区和大同市并入察哈尔省。

不过，考虑到察哈尔特殊的地理环境、地广人稀、物产匮乏等原因，1952年，察哈尔省废设，原下辖县主要在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和山西省，延庆县则划给了北京市。

02

平原省

1949年8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通令成立平原省，8月20日，平原省正式成立，省会新乡市。不过，平原省的最初设立，其实可以追溯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当时的河南新沦陷区被日军划分为平原省，这便是后来平原省的前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原省由中央直接领导。它由山东省西部、河南省北部、河北省南部组成，共辖6个专区(新乡、安阳、濮阳、聊城、菏泽、湖西)，58个县(市)，新乡、安阳两个省辖市，一个矿区(焦作工矿区)，共1500万人。

1949年平原上行政区划示意图

平原省成立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盘踞在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土匪和特务等反动势力亟待清缴，另外，平原省有黄河横贯其中，战争时期水利设施几于荒废，保留一个完整的省级单位，对于水利设施的重建和维护也有积极意义。可以说，不管从政治、经济，还是从军事考虑，都需要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区来恢复与发展其本身，同时，更是促进整个华北区域发展的有力保障。1953年2月28日，国内形势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平原省完成任务，宣布撤销。平原省的废置，既有国家宏观行政区划理念的因素，也有平原省自身缺乏中心城市与相应的经济凝聚力等方面的原因。

03

辽东、辽西省

九一八事变后到1945年以前，今辽宁地区一直处于日本军队的控制之下。后来，出于局势的需要，东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4月21日批准分辽宁、辽北二省，设立辽东、辽西省，两省以浑江新河道为界。其中大连市、丹东市、辽阳市、营口市桓仁、岫岩，以及现吉林省的通化、白山属于辽东省，其省会设在安东，即今天的丹东。锦州、四平、山海关等则属于辽西省，省会锦州。

1949-1953年辽东、辽西省行政区划示意图

不过，辽东与辽西两省辖区太小，其管辖区合起来还不如今天的辽宁省。也因为辽宁省一直以来都是整体，局势平稳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于1954年6月19日批准撤销辽东省、辽西省，合并设立辽宁省，原辽东省所属的通化、辽源2市及东丰、西安、海龙、通化、柳河、辉南、靖宇、抚松、长白、临江、集安11县划入吉林省。

04

松江省

松江省最初是民国政府于抗战胜利后在东北地区建立的九省之一。其前身是伪满洲国于1934年设置的滨江省。1949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并合江省入松江省，两省合制。合并后的松江省省会依然位于哈尔滨市，下辖4市32县。
不过，即便是与合江省合并，松江省的辖区面积仍不算大，与内陆省份相比明显偏小。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松江省建制，与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同年8月1日，两省机构正式合并。其后松江省建制取消，原松江省所属各县、市划归黑龙江省。 05

绥远省

清朝时期，绥远省为绥远道，归山西省管辖，辖区包括今天的内蒙古中部、南部地区。北洋政府时期建绥远特别行政区。1928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改称为绥远省，省会为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在当时，绥远省与察哈尔、热河、宁夏三省统称为“北方四省”，其辖区包括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及乌兰察布市的大部分地区，可以说，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大多数较为发达的城市，当时都隶属于绥远省。民国时期绥远、察哈尔与热河三省

绥远省的设立，最初是出于北方地区的战略防御需要。辛亥革命爆发后，早在明末清初就入侵到中国北方远东地区、清朝末年又占领中国东北全境的沙俄，很快策划发动了外蒙古封建主宣布“独立”，还对内蒙古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把全部蒙古区域从中国分裂出去。当时，中国北部边疆防线已大幅向南压缩，内蒙古成为国境的最前沿，如何加强地处偏远、民族混杂、统治薄弱的内蒙古地区管理、维护边疆安全和国家稳定成了当时民国政府的头等大事。为此，国民政府在清朝绥远将军建制的基础上，设绥远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与苏联同属一个阵营，绥远省军事防御价值丧失，加之其地广人稀，不利于经济发展。1954年，经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绥远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合并的报告》通过，绥远省被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存在了20多年的绥远省就此消失。

06

西康省

西康省是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的一个省，所辖地主要为现在的川西及西藏东部，多数地区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从1939年建立到1955年撤销，西康省在历史上只存在了16年。西康建省，明末清初就有倡议。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7月22日，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刘文辉任建省委员会委员长，次年迁往康定。在刘文辉的努力下，西康省政府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1日正式成立，刘文辉任主席，省会设在康定。1949年12月9日，西康省解放。1949年西康省位置示意图

不过，尽管西康省幅员辽阔，但其辖区内多高山大川，土地贫瘠。这里人口一直十分稀少，经济实力也薄弱。因此在1955年9月，西康省被正式撤销，金沙江以东各县划归四川省，金沙江以西各县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07

热河省

热河省同属北方四省之一，民国三年（1914）元月设立热河特别行政区，到民国十七年（1928）九月正式改为省，省会设在承德。热河省的辖区主要位于今天的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地带，其面积约有17万平方公里。热河源自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温泉流入武烈河后，武烈河下游在承德市内的部分在当地冬季寒冷的气候下也不结冰，蒸汽蒸腾，所以被称为“热”河。1914年2月，中华民国政府设立热河特别区域，脱离直隶省直属于民国政府。192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将热河改为省，属于关外东北六省之一，辖15县和卓索图盟、昭乌达盟的共20个旗，省会设在承德县(现承德市)。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撤销热河省。其所辖县市分别划归河北、辽宁及内蒙古自治区三地。

1949-1954热河省行政区划示意图

叁

以史为镜

不难看出，中国当前省级行政区划的形成，经历了十分漫长复杂的过程。这些省级行政区划的拆分与合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川归流的时代见证，也见证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个过程中，一些老的省份遭到裁撤，另一些新的省份步入舞台。从这些往复变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省区划分的经验所在：其一是，人为地从原有几个省中分割出部分区域组建新省，几乎很难行得通。平原省最初从山东、河北、河南三省分出，但仅存在了三年就被撤销。其二，裁小省并入大省行得通，而划大省分为小省则行不通。例如热河、绥远、察哈尔3省，原本就是出于战略防御需要从内蒙古等地区拆分而出，在完成了历史使命后便重归旧制，西南裁并西康省也获得了成功。相反，分江苏、安徽省各为2个行署区，分四川省为4个行署区，都仅存二、三年便废，仍旧恢复原来建置。可见，省级行政区划的建立，必须要考虑到形成的地域共同体和已确立的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意识，同时要兼顾完整的地理形胜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行省制度的优势，建立起中央和地方的密切关联。这也是一些省份在裁撤之后，再也无法恢复旧制的原因。随着历史的发展，行省制度必然也将迎来它的终结。然而，在这一新的征程之中，既要有决心和魄力告别原有的制度，也不可操之过急。应当充分重视并尽可能维持固有的地域共同体及其文化心理和乡土感情。伴随着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最后实现，崭新的现代化行政区划制度也必将迎来它的时代。

参考文献：

1. 细数中国那些“消失”的省[J].报刊荟萃(上),2017,(第1期).

2. 赵聚军. 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理论研究[D].南开大学,2010.

3.王大华，朱正威。论行省制的历史价值及其终结[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3）.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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